北宋初期的版画，继承了唐五代的作风，还带有很浓厚的宗教色彩。开宝八年（975年）刊刻的《宝箧(qiè)印陀罗尼经引首》是一个很好的开端。这是吴越国钱俶(chù)刻于杭州的，不知印了几千万卷，置于黄妃塔（即雷峰塔）的砖里。

1924年9月25日，杭州雷峰塔倒塌，五代时吴越国秘藏千年的经卷《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》得以面世。

到了1100年，赵佶 (jí)（宋徽宗）即位之后，版画的应用范围便大大的推广了。我们相信，在这个时代之前，必定已经有了不少宗教系统以外的民间应用的木刻画。不过，到了这个时期才“文献有徵”，明显的表现出木刻画的使用已是十分的广泛。赵佶是一位有大魄力的皇帝，他做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的事业。虽然运送“花石纲”的奢侈浪费的行为召致了人民的怨恨，并因金民族的入侵，深受俘虏，死在北地，但他的政治上的失败，并不足以否定了他在文化艺术上的成功。他在文化艺术上的野心很大，总想总结过去的经验，开创一个新的局面，作一个“承先启后”的大枢纽。在这方面，他是成功的。《宣和博古图》是考古学上的一个大总集，《宣和书谱》和《宣和画谱》把古今的法书名画总集在一起，作了恰当的评价。在医药学上，他的工作做得尤为深入地济世救人。除了《大观本草》、《政和本草》之外，《圣济总录》和《增广太平惠民和济局方》乃是医疗书里最为宏伟广博的著作。在这些大著作里，其中一部分像《宣和博古图》、《大观本草》等，是需要大量的插图的。木刻画就成为那些插图的最好工具。今天，那些插图的原本虽没有流传下来，实物的证例虽片纸只画都不曾为我们所见到，但就后来的翻刻本的插图看来，也就可知它们的本来面目是如何的精美不苟了。

(相关资料图)

《宣和博古图》 宋代金石学著作，宋徽宗敕撰，王黼编纂

《经史证类备急本草》 宋嘉定四年（约1211年）刘甲刻本

《大观本草》 本草著作，本书的蓝本是宋代唐慎微著的《经史证类备急本草》

南宋（1127-1279年）的木刻画是幸运地保存得比较多的，绍兴四年（1134年）刻的《东家杂记》（孔宅志，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，《中国版刻图录》已影印此书插图），卷首插图是十分精美的。虽像是后来补版，但不会在1200年之后。孔子图像甚为静穆庄严，有蔼然仁者之风，不似后来所作，全是做鲁司寇、诛少正卯时的一幅严厉面孔。

《东家杂记》2卷（宋刻递修本）

除了大量的《碛砂藏》和许多《妙法莲花经》等插图之外，其他书籍也都以木刻画为插图，特别是福建建安地方的出版家，连经、子诸书也都以“纂图互注”为标榜了。

新刊古列女传八卷 清道光五年（1825）扬州阮氏影宋刻本

刘向《列女传》版本面貌在历尽东汉、六朝至隋唐五代的一千余年间基本保持稳定，未有大的改变。进入两宋后，版本发生了很大变化。从北宋嘉佑年间学者们对《列女传》复古还原尝试开始，一直到南宋嘉定七年蔡骥的修订，在历时一百五六十年的改编过程中，宋人本着还原刘向原来编订《列女传》的宗旨，彻底改编了至少从隋唐以来十五卷本一花独放的局面，取而代之的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八卷本的渐渐流行。

在八卷本的改编、流行趋势中，王回改编本对以后八卷本格局的勘定产生了重要影响，蔡骥改编的更追求形式美观、整齐的概念。后来建安的书坊商人余氏，为求得利润，迎合读者趣味，完全采用了形式上最为整齐的蔡骥改编本作为雕刻依据，同时加以插图，上图下文，其图号称晋顾恺之所作，实出建安的木刻画家之手。书商们迎合读者们向往旧本的心理，标榜“古列女传”、“古图“，此时的出版商已经完全不在意刘向的旧本了，这样的插图本创造了书籍史上插图本的里程碑，将“烈女图”与“列女传”图文合一。

《列女传》在两宋流通过程中，班昭注连同十五卷本一同消失了，作为书籍版本变化的个案，显现了书籍版本演变中受诸多因素影响的复杂性。

1175年的《三礼图》、《鬳(yàn)斋考工记解》、《天竺灵签》等表现了插图的多方面的应用。

三礼图》

天竺灵签 珂罗版影印郑振铎藏宋刻版画本 螺纹纸特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