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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者仁心。一名来自泗阳县的徐医生，不仅行使着驱除病魔的职责，而且揪出了藏在6岁女患者身边的恶魔。徐医生在接诊中发现孩子身体异常，判断其很可能遭遇侵害后，第一时间留存相关证据线索，并向公安机关报案。警方侦查证实了医生的猜测，揪出了性侵者刘某某。检察机关公诉后，刘某某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，并处剥夺政治权利四年。

性侵者把罪恶之手伸向6岁孩子，严重挑战社会伦理道德底线。发现问题的不是与孩子最亲近的家长，而是一位并不相识的医生；向公安机关报案不是他的本职，却是他义不容辞的义务。徐医生对未成年人的保护，是个人医德的彰显，更是强制报告制度的给力实践。

所谓强制报告，是指当相关从业者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不法侵害，应立即向公安、民政、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。早在2020年，最高检等9部门就建立全国层面强制报告制度联合出台意见，2021年6月起施行的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，直接将这项制度上升为法律规定。医生主动强制报告，在做出向善选择的同时，也履行了法律义务，好像一道光，在重重黑影中照亮了人心。

“孩子身体异常来医院检查，我发现她很可能遭遇了侵害，既心疼又愤怒，绝对要把这个坏人揪出来。”正是徐医生的细心、爱心和内心的正义感，提供了女童遭遇性侵的重要线索和关键证据。如今，遭到侵害的女童已经开始了全新的学习和生活。年仅6岁的她恐怕还对性侵概念十分模糊，要是再被恶魔吓唬几句，更加不敢说、不会说。如果不是医生坚定选择强制报告，不知道女童生活恢复正常的一天还要迟到多久，不知道会不会有更多的孩子因这名恶魔而遭殃。

强制报告，不是靠道德和自觉，而是一旦发现线索，就必须报告，不得隐瞒，不报告就是违法。可令人遗憾的是，不是每名发现未成年人异常的从业者，都能像徐医生这样在工作中提高警惕，并毫不犹豫地锁定证据、上报情况。去年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一批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追责典型案例，就涉及住宿经营者、学校、医务人员、社区居委会等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情形，导致案件的取证、追责等陷入困境。当然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，没有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单位和个人，都将受到相应处分，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性侵儿童往往引发舆论场滔天巨浪，因为这是公认的阳光下最丑陋的罪行。法律条款的扩容，扩大的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范围，重申的是全社会保护好孩子的使命；但如果得不到成年世界的支持，依旧难以在未成年人与性侵滋扰之间筑起真正的防火墙。不是自己的孩子也不能不管不问，跟自己没半毛钱关系也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就算是怕打击报复而不上报一样会受到法律的惩处。强制上报，还要再强势一点，才能进一步制服那些伸向未成年人黑手。（安素素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