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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对现时代社会需求与医学生存背景的客观分析，答案已经很明显了。上述这些健康难题中，有不少是现代生物医学（在一些人眼里被视为科学的、无瑕疵的医学）根本无法解决的。退一万步说，一个有临床经验的资深医师，他心里非常清楚，不要说在这些难题的解答中，即使是临床常见病症的治疗中，他又能走多远？一个西医内科专家他可以很准确地诊断出是什么病，可能还会清晰地解释这病的具体机制，但治疗呢？在这些病症地治疗中，他又有多大把握，有多少信心？

仅以今天最为常见的冠心病、糖尿病、乙型肝炎、恶性肿瘤为例；试问，仅凭生物医学的一己之力，能解决上述这些问题吗？显然是趋于否定的！如果很有把握，那今天的医患关系绝对不会这般糟糕，今天医师的形象一定会是天使，而不是被人恶狠狠地描绘成“白衣狼”。（这里，虽也有制度、机制及道德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作祟，但也有医疗疗效总体欠佳的客观成份存在。谋了财，治不好病，人们才会痛恨）对此，笔者并不灰心。笔者一直认为：医学，特别是医疗，是“一种有明显缺憾的科学技术”。

这是历史所造成的，这是人类自我认识局限所造成的。在医学领域，人类远未达到可以庆幸成功，昂头挺胸，自信地高呼“攻克”、“战胜”的程度。此时，人们更应该虔诚地低着头，学会敬畏“自然”，学会“顺从”规律，谦虚地向其他学科，包括传统，包括民间学习。也是在认识清晰，对策无奈的困境中，大量病人找到中医师，找到了颇受挤压的中医师，希冀能“柳暗花明”。而许多资深西医师自身患疾，也加入了这股“逆流”，这就是现实。

很显然，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s（补充/辅助和替代医学）也正是在上述这种背景下出现的，因为现代医学太需要适当的“补充与替代”了。例如，美国国家卫生总署（NIH）在92年成立了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s(CAM)中心，中医及针灸是其中的最主要内容之一，其后又扩大为“国家研究中心”，国会和白宫也先后成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。连偏于保守的英国上议院科技委员也提议英国政府设立基金，鼓励CAM研究，认为CAM能推动临床医学进步，对于未来医学领域的发展有很大的助益。看来，一不小心，十几年来，作为“补充与替代” 的医学，现在竟成了世界性的大势所趋了。

总之，所有这些问题均表明，现时代的健康问题，不容乐观，医学正处于一充满变化，需要变革的时代。在这个时代，有一种替补或补充方法，总比“黔驴技穷，”两手一摊，无可奈何，听凭患者自行接受病痛煎熬的好。

约翰·奈斯比特在他的《高科技、高思维》一书中，曾充满智慧地说：“科技越多地引入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就越想寻求高思维的平衡，寻求人性的稳定。医药越是具有高科技含量，人们就越是对另类疗法感兴趣……。”这就是大师的认识。也充分体现了大师的睿智。大师，特别是未来学大师，他们与那些只知一两句原理、规则，只会背诵一两句所谓名人之言的批判家、批评家，动辄“唯一”，下车伊始，叽哩呱拉，自以为天下最聪明的唐吉坷德式的人物不同之处就在于：站得高，看得远，学识广，懂得多维地看问题，辩证地看进步，宽容地对待许多问题，而不是以绝对正确自居。